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候需要他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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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文艺兵们青春靓丽,是军队中的一道风景。

部队明星们要加强自身修养

近年来,军队特招了部分著名的演员和歌手加入文工团。公教授认为,特招有别于一般的青年参军入伍,需要特招对象具备特别的资本,这些所谓资本虽然不一定要制订成文标准,但是必须要有基本的要求和规矩。特招一个文艺兵,应当具备三个条件:艺术水平出类拔萃,艺德俱佳,特招单位有空缺。正是由于某些文工团过于看重特招对象的名气,而不考察其他的因素,这才导致了社会上的巨大争议。

部队的明星们要加强自身修养,真正向社会表现出德艺双馨的形象,这样部队的明星才能做到名气越大,作用越大,宣传效果越好。现在某些军队明星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社会巨大的关注,除了他们本身就是明星外,更多的原因是社会公众赋予了军队明星太多的政治意义。比如说宋祖英升任海政文工团团长,李双江、梦鸽夫妇的孩子李某某的社会事件,都让公众议论纷纷。公众的评价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。

公教授提出,军队的明星也是社会发展的产物。在改革开放前,很长时期演艺界不重视名气,谁重视名气,就可能被戴上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帽子。所以,那个时期,中国的文艺名人数量不太多,社会声誉也普遍比较好。今天不同了,明星除了个人努力外,还有包装公司的“出谋划策”,很多事情不是明星自己能决定的,很多是公司行为,就是为了炒作,就是为了出名。某些军队明星也不能免俗,更恶劣的是某些女演员打着“军校校花”的名义来炒作自己的不雅照和不雅新闻。对于这种打着“军队明星”招牌招摇的艺人,军队应该采取追究措施。

减员增效是必然趋势

公方彬教授说,文艺兵的数量,他不掌握确切数据,但是肯定不会有上万人。至于文艺兵的保有数量问题,应该从军委总部赋予的文工团的职能来考量,如果上面规定专业文艺团队一年内要走遍所有师团单位,那么文艺兵的人数肯定要大量增加,但是从长期看,文艺兵制度的改革是必然的,减员增效是必然趋势,只是有一个减多少和何时减的问题。至于人员去向问题,应当与其他转业军官类似,不能特殊对待。

但是,今天的中国军队目前仍然需要一定数量的文艺兵。在这方面中国不能也不必套用西方军队的模式。因为中国与西方存在着巨大差异,中国的国家发展和社会运行都不能套用西方模式。西方国家是小政府大社会,众多事务由社会非政府组织和公共组织完成,政府基本上是采取花钱买服务,包括军队也是花钱请好莱坞制作军事题材的电影。他们所以这样做,甚至可以追溯到亚当·斯密的《国富论》,也就是政府只充当“守夜人”、“敲钟人”的角色。中国的制度模式是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,政府掌握着主要的社会资源,跳出这一体系便不再有强力承担者。所以,目前为止中国军队的精神文明建设和软实力提升需要文艺团队。

公教授重点谈论了公众热议的我国文艺兵的高衔级的问题。他说文艺兵高衔级问题,基本上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国家军队的特有现象。西方军队职业化水平很高,突出强调编制与军队职能的关联。比如西方军队普遍拥有军乐队,作战时军乐队可以在最前沿使用,可以有效提振士气。其他表演形式则因功效逊色于军乐团,所以就不编配。西方军队的合唱团员、乐队队员的军阶都很低,甚至指挥都是由低军衔军官和士官构成的。去年美军军乐团来中国,在人民大会堂与我军军乐团联合演出。看一下演出名单,二者最大区别是一方由士官组成,一方由大校上校组成。为什么他们没有高军衔的军官?因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军队,高军衔一般有对应的指挥岗位,不能随便增设。这与文化和评价系统有关,在一个和尚尼姑都是处级的今天,让艺术家扛个士官军衔,无论个人和社会都无法接受。至于“文职将军”这种说法,他认为这只是一个形容词,不过因为著名军队艺术家佩戴职务资历章而得到了强化。大众眼里的“文职将军”,其实是从事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工作的军官,当其专业技术等级达到三级以上(个别四级),同时又满足了其他一些指标,就会在佩戴标识中出现将官的部分内容。宋祖英就属于这种情况。

军队艺术家必须注重个人社会声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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